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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以苹果为例，其供应链高度依赖亚太地区：芯片由台积电（台湾）代工，屏幕来自三星/LG，摄像头模组依赖索尼，组装主要在中国和印度完成。若要迁回美国生产，首先面临成本暴增的问题——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是中国的8倍、印度的32倍，仅组装成本就可能增加300-500美元/台，iPhone售价可能从1200美元飙升至3500美元，消费者难以承受。更棘手的是，美国本土缺乏精密制造配套，比如台积电亚利桑那芯片厂因技术团队本土化失败，量产时间推迟两年，良率仅达预期60%，苹果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供应链转移。

　　三星的处境同样艰难。其美国市场主打中端手机，价格优势是竞争力核心，但迁美生产将受人力成本和工会制度制约——美国工会要求时薪35美元（韩国仅18美元），可能引发罢工潮，同时三星的OLED面板工厂集中在韩国和中国，迁美需投资超150亿美元，而美国LCD产能早已淘汰，供应链断层问题难以解决。回顾历史，特朗普曾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，结果导致美国通胀率上升1.5个百分点，每个家庭年均损失1277美元，超2万家中小企业因供应链成本激增倒闭，而制造业回流效果微乎其微，仅3%岗位回流且多为低技能岗位。

　　现代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于技术协同、数据流动和人才储备，美国若不解决本土半导体人才短缺（STEM毕业生仅为中国1/4）、基建老化等问题，仅凭关税无法重建优势，反而可能加速全球产业链向多极化演进——中国的技术自主、东盟的成本优势、欧盟的绿色制造，正共同构成新的全球制造图景。历史多次证明，贸易保护主义是条死胡同。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，任何“筑墙”行为最终都会反噬自身。如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平衡，才是各国该思考的关键。